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始终坚持争创国际一流学科，致力于拓展国际学术视野，推动学科前沿，立足中国本土经济管理与治理实践，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据不完全统计，2024年会计学院教师在国际国内知名学术期刊发表论文80余篇，出版著作、教材17部，被有关部门采纳、内参刊发、领导批示的研究报告等成果27项。以下摘编了会计学院教师在2024年发表的部分学术研究成果。
吴溪教授
审计系
论文标题：The real effects of PCAOB inspection reports on the M＆A deals of non-Big 4 accounting firms
发表期刊/卷期/时间：The Accounting Review，第99卷第5期（2024年9月）
合作者：Clive Lennox
全球审计市场中，国际四大（安永、毕马威、德勤、普华）之外的会计师事务所（统称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数量众多，业务发展活跃，也是各国监管机构在审计质量方面的重点监管对象。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间开展并购是其业务发展的重要途径：通过并购，被并事务所的大量客户可能成为主并事务所的客户和业务收入来源。相应地，并购中最重要的一类利益相关方是被并事务所的客户。本研究考察了监管检查结果会如何影响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并购活动。理论上，监管机构对会计师事务所的负面检查报告可能向市场传递出被检查事务所质量较低的信号，被并事务所的客户更不愿意成为主并事务所的客户，导致主并事务所从事并购的预期收益减少，并购意愿降低。另一方面，由于监管资源约束、检查抽样代表性有限等因素，监管检查报告可能难以系统反映被检查事务所的质量特征，从而对并购活动的利益相关方缺乏信号价值；再比如，被并事务所及其客户可能有更多其他方式、更全面了解主并事务所，而非依赖监管检查报告提供的信息。因此负面监管检查报告的现实影响有待实证检验。
以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2005至2020年间检查的797家次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为基础，本研究考察了样本事务所收到的检查报告负面评价特征对其随后从事并购活动的影响。我们发现：（1）非四大事务所在收到负面检查报告后，进行的并购活动显著减少；（2）当被检查事务所的业务集中于上市公司审计时，负面检查报告对并购活动的抑制效应更强；（3）当被并事务所因为和主并事务所位于不同城市、从而和主并事务所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更大时，负面检查报告对并购活动的抑制效应更强；（4）如果主并事务所在并购前收到负面检查报告，被并事务所的客户更倾向于离开主并事务所而选聘其他事务所。
以往鲜有研究考察哪些因素影响审计市场中的“大多数”服务厂商（即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通过并购实施规模化发展战略。本研究表明，监管检查报告向市场发送了反映事务所质量的有用信号，是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业务发展进程的一项显著影响因素。这也意味着中小会计师事务所宜在规模化发展中重视质量管理，夯实基础。
肖土盛教授
管理会计系
论文标题：Auditor Industry Range and Audit Quality
发表期刊/卷期/时间：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第77卷第2-3期（2024年4月）
合作者：Simon Dekeyser，何贤杰，Luo Zuo
实践中审计师行业普遍采取专门化策略以提供差异化的审计服务，并推行分行业管理的运作模式。已有研究普遍认为，审计师行业专门化可以通过知识积累、声誉激励等提升审计师能力，进而为客户提供更高质量的审计服务。然而，随着现代商业模式持续创新，审计师面临的决策环境日益复杂多变且难以预测，这对审计师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尽管行业专门化有助于增强审计师对某一特定领域知识的积累，但也可能导致有缺陷的认知，形成思维定势，这将使得其在实际审计过程中缺乏必要的灵活性与怀疑精神，导致审计失败。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研究指出，广泛的体验是缓解个体认知缺陷的有效途径，多样化的经历有助于提升个体的灵活性与怀疑精神。对于审计师而言，积累对不同行业客户进行审计的丰富经验能够帮助其缓解认知缺陷、增强灵活性与怀疑精神，使其更可能客观地评估客户提供的初始信息，从而提升审计质量。
基于中国独特的审计调整数据，本研究深入探讨了审计师行业范围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与具有较窄行业经验的审计师相比，具有广泛行业经验的审计师更有可能要求进行审计调整，表明审计不同行业客户的经历有助于审计师培养思维灵活性并改进审计绩效。与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理论一致，当审计师面对更复杂的客户、更不确定的环境以及拥有更丰富的审计经验时，审计师行业范围对审计调整的影响更加明显。
本研究创新性地将心理学、认知科学等学科理论引入审计研究领域，提出了一个新的衡量审计师能力的概念——审计师行业范围，并发现广泛的审计行业范围有助于提升审计绩效。本研究将行业范围视为塑造个体认知的重要因素，不仅丰富了有关行业范围经济后果的研究，还拓展了审计师判断与决策、审计绩效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鉴于高质量审计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本研究对于重新认识审计师行业专门化策略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李晓副教授
审计系
论文标题：Accounting-Driven Bank Monitoring and Firms’Debt Structure: Evidence from IFRS 9 Adoption
发表期刊/卷期/时间：Management Science, 第70卷第1期（2024年1月）
合作者：Jeffrey Ng，Walid Saffar
本文从银行视角出发，强调了银行在经济中扮演的监督者角色，以及会计准则变化对其行为产生的影响。银行监督的结果能够通过其财务报告披露的贷款组合的财务状况和绩效反映，供监管机构、投资者、存款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使用。因此在进行会计披露时，银行需要考虑其报表中披露的信息产生的影响。由此可见，会计准则对贷款的核算要求会影响银行的贷款决策。本文关注会计准则变化驱动的银行监督如何影响公司对银行贷款融资相对于债券融资的依赖程度。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九号(IFRS9) 的实施对银行具有实际意义，因为该准则要求对贷款人进行密切监测以记录及时的贷款损失。利用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我们发现，由于IFRS 9的采用而导致的会计驱动的银行监督减少了公司对银行贷款相对于债券融资的依赖程度。这一发现与公司在会计准则要求银行对贷款人进行更加密切监测之后银行贷款成本上升是一致的。在进一步的分析中，本文发现IFRS 9的采用对银行贷款依赖的负面影响在对银行的监管更为严格时更加显著。本文还发现在公司更容易从银行贷款转向债券融资时，IFRS 9的效应更为明显。
本文的创新点在于以IFRS 9的采用为背景，研究银行采用预期信用损失模型的经济后果。本文为银行会计核算从已发生信用损失模型到预期信用损失模型的转变提供了新的证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九号从已发生损失模型切换到预期信用损失模型的目的是确保银行更加主动地监测和报告贷款损失，从而维护金融市场稳定。IFRS 9的采用对银行运营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从银行贷款的角度来看，这种影响间接地溢出到贷款公司中。本文强调了会计准则和披露的变化会产生重要的经济后果，对银行及公司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谢蓉蓉副教授
财务管理系
论文标题：The Impact of Family-Based Human Capital on Corporate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Sibling-Chairpersons in China
发表期刊/卷期/时间：Management Science，第70卷第10期（2024年10月）
合作者：许年行，Kam C. Chan，陈钦源，Sumit Agarwal
企业创新对塑造企业核心竞争力和促进经济长远发展至关重要。众多学者积极探索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其中人力资本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日益受到关注。以往研究主要关注管理层特征、研发团队等人力资本特征对企业创新的影响，鲜有学者研究高管背后不同家族背景和结构特征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家族人力资本具有独特性，对企业而言，家族人力资本具有难以复制性和不易流动性，是一种特殊的无形资产。因此，本研究考察家族人力资本（兄弟姐妹）对公司创新的影响。本文引入“能力-动机-机会”（Ability-Motivation-Opportunity, 简称AMO）理论框架解释家族人力资本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路径，家族兄弟姐妹的存在可能从加强竞争、促进知识传递和家族传承筛选更有竞争力的继承人等方式促进企业创新。
以手工搜集的家族结构信息为基础，本文从兄弟姐妹的视角考察家族人力资本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我们发现：（1）有兄弟姐妹的董事长所在企业的专利数量和引用水平更高。同时，本文利用中国独特的计划生育政策设计断点回归模型缓解了内生性问题.（2）兄弟姐妹之间的竞争、知识传递以及家族传承筛选是潜在的机制。具体而言，当董事长有兄弟、董事长非老大以及兄弟姐妹年龄差距较小时会强化竞争机制对创新的影响，当兄弟姐妹有研发或者海外经历时会强化知识传递机制促进企业创新，当家族传承二代有兄弟姐妹时会提高企业创新水平。（3）兄弟姐妹共同经营和性别多样性能进一步促进企业创新。（4）兄弟姐妹的存在会提高投资效率、投资收益和并购绩效。该文研究揭示了家族人力资本影响公司决策的新机理和新规律，推动了企业创新领域的研究，同时，对于如何强化人力资本管理、发挥家族人力资本对企业创新和经济发展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和参考价值。
罗乐副教授
审计系
论文标题:Tax avoidance and firm value: does qualitative disclosure in the tax footnote matter?
发表期刊/卷期/时间：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第29卷第3期（2024年3月)
合作者：Mark Shuai Ma，Thomas C. Omer，Hong Xie
以前的文献指出公司的所得税避税活动增加了代理成本并降低了公司的透明度，进而对投资者进行公司估值造成负面影响。有学者发现从事激进所得税避税活动的公司的管理层，试图通过增加与所得税有关的信息披露以缓解因这些激进避税活动所造成的信息不透明问题。
本研究在此领域开展了进一步探索，考察了所得税附注中的定性披露是否影响所得税避税活动的市场估值。我们预测所得税附注中的更多披露减缓了投资者对于管理层可能从事非法避税的代理风险的担心并提高了公司业绩的透明度，从而增加了公司价值。和此预测一致，我们发现避税的市场估值随着公司的所得税附注披露更多的与公司避税活动有关的定性信息而增加。我们进行了若干检验以展现我们主要结果的形成机制，排除了可能的替代性解释。总体而言，我们的研究揭示了所得税附注中的相关披露，对于投资者评估避税的价值有所助益。我们的研究拓展了对于所得税避税经济后果的认识，为避税与代理成本之间的联系提供了经验证据，并揭示了财务报告中的涉税定性信息如何影响公司价值。
张玥助理教授
财务管理系
论文标题：Firm Innovation and Covenant Tightness
发表期刊/卷期/时间：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第29卷第3期（2024年3月)
合作者：麻志明，Kirill E. Novoselov，Derrald Stice
创新在推动技术进步和促进经济增长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以专利为代表的技术创新成功并不必然意味着商业成功，因为从技术探索到形成专利仅是创新活动的第一阶段（技术探索），创新活动的第二阶段是将专利落地为商业产品（商业化）。创新的这两个阶段存在本质的区别：技术探索阶段需要自由，以鼓励新想法的产生；商业化阶段需要监督与控制，以确保商业化的执行效率。因此，银行在企业技术的商业化阶段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尤其重要。以往文献发现，作为创新第一阶段成功的标志，专利获得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的贷款成本。然而，银行如何理解企业的技术商业化过程，以往文献鲜有讨论。
以1995~2016年间非金融行业的美国公司获得的银行贷款为研究样本，本研究考察了公司创新与贷款合约中限制性条款严格性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银行给贷款合同生效前一年里专利申请量较多的公司制定了更严格的限制性条款，表明银行会在公司创新活动进入商业化阶段时对公司施加更严格的监督和约束。当银行拥有更多的专业知识、公司的违约风险更高时，银行更可能给公司设定严格的限制性条款。同时，文章验证了专利申请更多的公司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会增加研发支出、资本支出和并购活动。这证实了获得技术成功的公司需要配套研发、投资以及并购来实现技术的商业化。因此，银行需要对公司施加更严格的监督和约束，以促进公司管理层将注意力集中于商业化活动。
本文的结论提供了银行通过限制性条款以监督和约束企业创新商业化的证据。鉴于创新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及资本市场对企业创新的重大影响，本研究对于更深刻地理解企业的创新过程，以及银行在不同创新阶段中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帮助。
宋顺林教授
财务管理系
王彦超教授
管理会计系
论文标题：IPO现场检查与新股质量提升
发表期刊/卷期/时间：《管理世界》，第40卷第2期（2024年2月）
合作者：刘翔宇，李继峥
注册制改革并不意味着放松监管，证监会强调要将强监督贯穿注册制的全过程，加大发行上市全链条各环节监管力度。近年来，在放松管制和加强监管的理念下，监管机构不断创新监管方式，切实提高资本市场监管有效性。作为中国证券监管方式创新升级的重要实践，“到现场去”已得到证监会和交易所的广泛采纳。IPO现场检查（首发企业现场检查）成为提高新股质量的重要措施，日益受到监管层的关注。同时，新闻媒体对IPO现场检查的关注度持续上升，其积极作用得到广泛认可。
“到现场去”是监管层主动升级监管手段的重要实践。本文基于手工整理的IPO现场检查及首发申请企业相关数据，从多个维度检验了IPO现场检查与新股质量的关系。研究发现：（1）相较于未被IPO现场检查的公司，经历IPO现场检查后成功上市的公司，其上市前后的会计信息质量更高、上市后的财务业绩更好、各类违规行为更少；（2）经历IPO现场检查的公司，其信息不对称程度和股价崩盘风险更低；（3）进一步分析发现，IPO现场检查导致被抽查公司更可能撤回申请，同时也会导致其保荐机构更可能撤回保荐的其他项目，以及同行业其他公司更可能撤回申请；并且，被抽查公司在上市前面临发行审核委员会（或上市审核委员会）更严格的问询和审核；（4）异质性分析表明，IPO现场检查在非国有企业、法律环境较差的地区以及中介机构声誉较高的公司，更能发挥其提升新股质量的效果。论文分析和检验了“到现场去”这种监管手段升级对于提升新股质量的影响，对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后提高IPO市场监管水平和效率有重要启示。
本文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政策启示。首先，对于监管层而言，在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后，应在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改革方向的前提下，对首发申请企业开展常态化现场检查，严把上市企业质量关。其次，对于发行人而言，应该清楚的认识到，注册制改革并不意味着放松质量要求，反而可能面临更严格的审核。企业应该努力提升经营业绩和规范运作水平，把IPO当作新的起点，而不是努力的终点。最后，在中介机构方面，保荐机构应该认识到，注册制改革后，“重承揽轻质控”已经成为历史。
陈运森教授
财务管理系
论文标题：中小股东诉讼的治理效应研究——基于大股东利益侵占的证据
发表期刊/卷期/时间：《管理世界》，第40卷第12期（2024年12月）
合作者：于耀，赵瑞瑞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要求“健全投资者保护机制”以及“完善大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约束机制”。保障广大中小股东合法权益是中国特色现代资本市场的必然要求，更是践行党的二十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重要举措。在投资者保护相对滞后和中小股东自我维权意识薄弱的背景下，完善中小股东诉讼司法体系更是建设中国特色现代资本市场私人实施机制的核心任务，对推动证券市场高质量发展具有关键性作用。然而，尽管证券监管机构和资本市场各方参与者高度重视如何提升中小股东诉讼的有效性，学术界却未予以充分关注和重点讨论。
本文立足中国特色现代资本市场的重要私人实施机制，手工搜集上市公司中小股东诉讼数据，检验中小股东诉讼的实际治理效应。结果发现：上市公司中小股东诉讼具有增量治理效应，能够显著抑制大股东利益侵占行为。分析中小股东诉讼强度发现，原告涉案人数、涉案金额以及案件关注度越高，治理效应越强；此外，中小股东诉讼的治理效应因企业内部股权结构、治理特征、外部治理环境和所处行业特征的不同而变化。事件研究发现，被中小股东诉讼的公司股价会经历显著的下跌，而市场反应越负面，中小股东诉讼的治理效果越明显。基于中小股东诉讼特征分析发现，当中小股东诉讼的案件诉由直接与大股东利益侵占相关、被告包含公司的大股东、受理法院是金融法院时，对大股东利益侵占行为的治理效果更为显著。最后，法律基础建设对提升中小股东诉讼的治理效应具有促进作用。
本文结果表明中小股东诉讼对大股东利益侵占具有实际的治理作用，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资本市场监管及投资者保护提供了启示。其次，应推进司法审判的专业化进程，扩大金融法院的覆盖范围。最后，应完善法律基础建设，为中小股东权益保护保驾护航。
梁上坤教授
财务管理系
论文标题：有限合伙协议架构企业的盈余管理之谜：长期导向还是机会主义
发表期刊/卷期/时间：《管理世界》，第40卷第4期（2024年4月）
合作者：史亚雅，叶文平，魏娟
在数字经济时代，人力资本的重要性愈发凸显，企业控制权逐渐向创业企业家倾斜，控制权配置的创新模式不断涌现。公司治理的重点从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利益冲突转向如何保护和激励创始团队和核心员工的人力资本投入。为解决这一问题，实践中以有限合伙协议架构（Limited partnership agreement structure，以下简称：LP架构）为代表的“同股不同权”控制权设计模式逐渐被中国企业采纳。与双重股权结构不同，LP架构是指基于有限合伙协议形成的控制链条，可以帮助创业企业家（或实际控制人）基于普通合伙人身份（GP）以少量出资额获取有限合伙架构对上市公司的表决权，并实施控制。据统计，在2014~2019年期间，有188 家非国有企业在IPO 时采用LP 架构，占比高达16.3%，2021 年进一步增加至203 家（占52.59%）。由此，LP架构这一控制权创新模式对管理决策的影响成为了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重要话题。
文章以信息质量为切入点，利用2011-2021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IPO的非国有上市公司样本，考察LP架构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相比于非LP架构企业，采用LP架构的企业显著增加了向下的应计盈余管理，而真实盈余管理没有明显差异。机制分析发现，LP架构企业通过向下盈余管理减少股利分配，以增加自由现金流和未来的研发投入，而不是控股股东资金占用或关联方担保等机会主义动机。进一步分析显示，LP架构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在现金流波动较大、风险承担水平偏高、财务业绩较好、有限合伙人来源于内部，以及在股票禁售期内的企业更加显著。最后，文章发现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持股、分析师跟踪和交易所问询等外部治理机制显著抑制了LP架构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
该研究不仅从信息质量角度深化和扩展了LP架构的公司治理效率研究，同时为监管者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以及投资者识别LP架构企业价值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参考。
王春飞教授
会计信息化系
论文标题：非控股股东身份与董事会差异化审查决策
发表期刊/卷期/时间：《经济学（季刊）》，第24卷第5期（2024年5月）
合作者：葛秋辰
股东提案权指符合条件的公司股东依照法定程序提出提案，进而作为股东大会会议审议事项的权利。非控股股东提案现象在我国上市公司中愈发普遍，2010—2021年间共有379家上市公司收到1155份非控股股东提案。2023年新《公司法》第115条第2款将提案股东的条件由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降低到1%，有助于强化中小股东对公司控股股东的约束，保障中小股东参与公司决策，提升公司治理民主程度。但实践中上市公司可能给非控股股东提案权的行使设置各种障碍和阻力，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也曾明确表态“董事会否决股东提案的理由不构成正当理由”。据统计，2010-2021年间有37.77%没有董事会席位的非控股股东提案在提交至股东会之前就被董事会否决。此类董事会对股东提案施加的不合理限制，尤其是对外部股东的限制，直接影响非控股股东能否正常行使权利，股东意志能否获得合理体现。因此，厘清股东行使提案权的潜在阻力，对完善投资者保护制度和支持引导企业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具有关键作用。
本文以我国非控股股东提案为研究对象，考察提案股东身份对提案提出和提案被董事会否决的影响。研究发现，外部股东持股比例越高的公司越有可能收到外部股东提案，且外部股东提案在董事会审查环节更可能被否决，该现象在治理风险高的公司中更显著。此外，外部股东提案在公告日有显著正向的市场回报。
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董事会的审查公允性有待商榷，应当提升立法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防止董事会不当使用审查权阻碍股东正常提案。
撰稿 | 谢蓉蓉 林雯
校对 | 王彦超 王伟
排版 | 党颖欣
审核 | 吴溪
